探讨三阴性乳腺癌复发、转移的危险因素及时间分布规律。

采用回顾性病例分析方法，收集199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收治的307例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数据。采用χ²检验比较不同年龄、月经状态、乳腺癌/卵巢癌家族史、病理类型、肿瘤大小、淋巴结状态、TNM分期、脉管癌栓、手术方式、淋巴结清扫方式以及是否接受放射治疗者间复发、转移率的差异。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无浸润性疾病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法进行组间比较。为了校正混杂因素，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用寿命表法描绘复发、转移高峰曲线，研究三阴性乳腺癌复发、转移的时间分布规律。

中位随访137个月，共有103例(33.5%，103/307)出现复发、转移，其中首诊复发、转移部位以区域淋巴结转移(37.9%，39/103)、肺转移(32.0%，33/103)、骨转移(31.1%，32/103)和局部复发(26.2%，27/103)为主。单因素分析显示，TNM分期、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脉管癌栓及手术方式是三阴性乳腺癌复发、转移的影响因素(χ²＝27.977、16.466、33.993、7.408、7.616，P均<0.050)。多因素分析显示，淋巴结转移和改良根治术是三阴性乳腺癌无浸润性疾病生存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N₁期比N₀期：HR＝1.679, 95.0%CI: 1.049～2.687, P＝0.031; N₂期比N₀期：HR＝2.147, 95.0%CI: 1.205～3.826, P＝0.010; N₃期比N₀期：HR＝5.071, 95.0%CI: 2.988～8.604, P<0.001;保留乳房手术比改良根治术：HR＝0.348, 95.0%CI: 0.128～0.949，P＝0.039)。三阴性乳腺癌复发、转移风险的高峰曲线呈现四峰型，分别于术后第1、3、7、11年出现复发、转移高峰。第4个复发、转移高峰在淋巴结转移N₃分期中比较明显。

淋巴结转移和改良根治术是影响三阴性乳腺癌复发、转移的主要危险因素。不同于其他分子分型的乳腺癌复发、转移模式，三阴性乳腺癌的复发、转移风险曲线呈现四峰分布模式。淋巴结转移分期高的患者术后11年仍有较高的复发、转移风险。

分析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女性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探讨其与患者人格的关系。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的方式，纳入2018年9～12月在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接受过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到门诊或住院部复查的女性患者132例。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HAMD-24)测定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采用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量表(FACT-B)评估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用中文版10项目大五人格量表(TIPI-C)评估患者的人格特质。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探讨乳腺癌术后女性患者的HAMA和HAMD-24评分与患者的年龄、术后时间、文化水平的相关性。用Mann-Whitney U检验对比≤50岁组与>50岁组的各个量表评分。生活质量和人格各因素对HAMA、HAMD-24评分的影响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人格各因素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也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患者年龄为(48±9)岁，最大年龄69岁，最小年龄32岁。术后时间为(5±2)个月，范围1～12个月。132例患者中，130例存在焦虑情绪(HAMA评分≥7分)，占98.5%，111例存在抑郁情绪(HAMD-24评分≥7分)，占84.1%。焦虑情绪与患者的年龄及术后时间呈负相关(r＝－0.244、－0.313，P＝0.005, P<0.001)。≤50岁组与>50岁组患者在HAMA评分、FACT-B的附加关注和TIPI-C的开放性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3.142、－2.794、－2.286，P均<0.050)。患者术后焦虑情绪的影响因素包括情感状况、生理状况、开放性、神经质性(B＝－1.986，95%CI: －3.158～－0.814, t＝－3.354, P＝0.001; B＝－1.765，95%CI: －2.853～－0.678，t＝－3.211, P＝0.002; B＝－0.510，95%CI: －0.796～－0.223, t＝3.515, P＝0.001；B＝－0.425，95%CI: －0.804～－0.046, t＝－2.219，P＝0.028),而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包括情感状况及生理状况(B＝－4.123，95%CI: －5.272～－2.974，t＝－7.099，P<0.001；B＝－2.553，95%CI: －3.762～－1.345，t＝－4.179，P<0.001)。在人格因素中，外向性、神经质性及尽责性会影响患者的术后生活质量(B＝0.469，95%CI: 0.350～0.589，t＝7.752，P<0.001; B＝－0.654，95%CI: －0.823～－0.485，t＝－7.671，P<0.001; B＝0.545，95%CI: 0.364～0.726，t＝5.965，P<0.001)。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女性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检出率高。人格因素可能对患者术后的情绪状态及生活质量有影响，临床医师可以根据患者不同的人格特点及术后心理状态选择不同的心理干预手段。

探讨与乳腺癌患者手术决策冲突和决策满意度有关的因素。

本回顾性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2018年6月至2018年12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乳腺肿瘤中心就诊的121例乳腺癌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子女个数、职业状况、家庭收入、宗教信仰等)、决策冲突和决策满意度情况，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与患者决策冲突和决策满意度有关的因素。

(1)117例患者有完整的一般资料和决策冲突、决策满意度分数，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6.7%(117/121)。117例患者的决策冲突平均为(2.68 ±2.55)分，满意度分数平均为(4.03±2.73)分；(2)不同特征乳腺癌患者之间决策冲突分数比较，发现婚姻状况与决策冲突分数有关(F＝3.778，P＝0.013)。多因素分析显示，患者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状况与其决策冲突分数有关，已婚、离异或丧偶患者的决策冲突分数较未婚者低(B＝-2.794, 95%CI: -4.837~-0.750, t＝-2.709，P＝0.008；B＝-4.189, 95%CI: -6.823~-1.546, t＝-3.140 ，P＝0.002)，无宗教信仰患者的决策冲突分数低于有宗教信仰患者(B＝-1.482，95%CI：-2.776~-0.189，t＝-2.271，P＝0.025)。(3)不同临床特征乳腺癌患者之间决策满意度比较，发现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与决策满意度分数有关(F＝2.736、5.339，P＝0.047、0.006)。多因素分析显示，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状况与其决策满意度分数有关，离异或丧偶患者的决策满意度分数低于未婚患者，无宗教信仰患者的决策满意度分数低于有宗教信仰的患者(B＝-3.905，95%CI：-6.749~-1.061，t＝-2.721，P＝0.008；B＝-1.793，95%CI：-3.185~-0.401，t＝-2.553，P＝0.012)，未婚患者和有宗教信仰患者的决策满意度更低。

未婚和有宗教信仰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决策冲突和更低的决策满意度。在临床工作中应该重点关注这部分患者并对其进行辅助决策，从而减少其决策冲突，增加决策满意度。

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的应用，乳腺癌辅助免疫治疗展现出重要潜力。本共识由多学科专家组基于现有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实践，深入讨论乳腺癌辅助免疫治疗策略并形成共识意见。共识提出免疫治疗前置可提高乳腺癌病理完全缓解率并具有远期生存获益潜力，三阴性乳腺癌及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是接受新辅助免疫治疗的优选人群，对药物配伍及后续治疗方案给出相应对策；另外，专家组认可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表达能较好地提示新辅助免疫治疗疗效，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靶向治疗对三阴性乳腺癌和 HER-2阳性乳腺癌显示出初步前景，但需进一步验证。

新辅助治疗在乳腺癌综合治疗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特别是在中国高比例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中。为明确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疗效预测与疗效评估等关键概念及其在临床决策中的应用，多学科专家基于现有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实践，通过系统文献回顾与专家意见相结合的方法制订本共识，提出了“疗效预测—动态评估—综合评价”的三维框架，构建多维度评估体系，包含临床、影像学、病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多维信息，并强调根据乳腺癌分子亚型实施个体化监测策略。具体内容包括：（1）治疗前全面基线评估与疗效预测方法；（2）治疗中动态监测与治疗调整原则；（3）治疗后疗效评估与辅助决策依据；（4）分子亚型特异性评估策略及长期随访要点；（5）特殊亚型和特殊人群的个体化评估方案。本共识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规范化、标准化的指导，助力乳腺癌新辅助治疗的精准化管理，提高疗效，改善患者预后。

评价不同方法治疗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的有效性。

全面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维普、万方数据库中公开发表的有关于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治疗的文献，检索时间均为自建库起至2020年6月30日。由2名研究者按照所制定的纳入及排除标准独立进行文献筛选并提取资料，使用Cochrane协作网提供的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采用Stata 16.0软件进行网状Meta分析，采用漏斗图、Begger秩相关检验及Egger线性回归分析文献的发表偏倚；将累积排序概率图下面积(SUCRA)和平均等级值作为评价指标，对各种治疗措施进行优劣排序。

共纳入29篇文献，共计1 585例病理学明确诊断为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的患者，涉及7种治疗措施[糖皮质激素(简称激素)、手术、激素联合手术、抗生素、切开引流、激素联合甲氨蝶呤、观察]。共有3篇文献证据等级评为A级，其余文献证据等级均为B级。Begger秩相关检验及Egger线性回归法均提示无明显发表偏倚(P＝0.133、0.177)。网状Meta分析结果提示：使用激素联合手术治疗的有效率优于单纯手术治疗(RR＝1.14，95%CI：1.06～1.23)、单纯激素治疗(RR＝1.25，95%CI：1.11～1.40)和切开引流(RR＝0.70，95%CI：0.57～0.85)；激素治疗优于抗生素治疗(RR＝0.58，95%CI：0.34～0.98)；手术优于切开引流(RR＝0.80，95%CI：0.67～0.95)；激素联合甲氨蝶呤优于抗生素治疗(RR＝2.11，95%CI：1.14～3.88)，观察优于抗生素治疗(RR＝1.97，95%CI：1.15～3.36)。7种干预措施治疗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的有效率排序：激素联合手术(SUCRA＝89.5)>观察(SUCRA＝78.1)>激素联合甲氨蝶呤(SUCRA＝67.8)>手术(SUCRA＝59.0)>激素(SUCRA＝35.1)>切开引流(SUCRA＝18.4)>抗生素(SUCRA＝2.0)。

在7种治疗方法中，激素联合手术治疗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效果最佳。

评价乳腺外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

本回顾性调查纳入了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2016级至2020级共55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采用改良的中文版《自我导向学习等级评定量表》(SRSSDL)评估其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将所有乳腺外科规范化培训学员按性别、人员类别、是否在职及出科成绩进行分组，比较其各维度评分及总分之间的差异。量表评分均为偏态分布数据，采用M (P₂₅，P₇₅)进行描述，2组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多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组间两两比较采用Dunn Bonferroni校正法检验。

参与调查的学员中，自我导向学习能力测评最低得分174分，最高得分290分，中位得分234分。男学员的SRSSDL总分高于女学员[248.00(222.50, 284.00)分比221.00(186.75，254.50)分，Z＝－2.109，P＝0.035)，并且男学员在学习策略、学习评价维度评分高于女学员[57.00(50.50，85.00)分比48.00(45.00，59.50)分，Z＝－2.268，P＝0.023；48.50(40.00, 63.25)分比43.50(36.00, 49.25)分，Z＝－2.622，P＝0.009]。在职学员在学习意识、学习行为维度得分高于非在职学员[53.00(48.00，60.00)分比47.50(43.25, 55.75)分，Z＝－2.152, P＝0.031; 43.00(37.00, 50.00)分比38.00(31.75，45.75)分，Z＝－1.975，P＝0.048]。专业型硕士与普通学员的学习意识、学习策略、学习行为、学习评级、人际关系能力各维度评分及总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0.000、－0.697、－0.230、－0.137、－0.009、－0.246，P＝1.000、0.486、0.818、0.891、0.993、0.806)。不同出科成绩组的学员间在学习意识、学习策略、学习行为、学习评级、人际关系能力及测评总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14.881、9.688、9.645、6.597、7.423、10.541，P＝0.001、0.008、0.008、0.037、0.024、0.005)。

乳腺外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具备一定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但不同性别、在职与否及人员类别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培训过程中，需要带教医师根据学员的特征更具针对性地培养学员自我导向学习能力，进一步提高临床教学水平。